歐洲對新增長模式的探索

支撐歐元區數十年的出口導向型模式所依賴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意味著，增長引擎現在可以重新平衡至國內需求，或者受益於重塑後的出口優勢。兩者都沒有明確的操作手冊，而且都可能徹底失敗。

為何要改變一支贏球的隊伍？

歐洲的經濟模式長期運轉良好，以至於改變它從來都不顯得特別緊迫。數十年來，歐洲一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貿易在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上升，企業得以進入快速增長的海外市場，消費者也受益於廉價進口商品。

關於更多創新、更高生產率和更強競爭力的呼聲從未消失，但它們很少超出戰略文件和政治願景的範疇。為何要改變一支贏球的隊伍？2000 年的《里斯本戰略》曾承諾到 2010 年把歐洲打造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和最具活力的知識型經濟體"，這很好地提醒人們，歐洲討論當今挑戰已經有多久了。也提醒人們，僅僅討論並不會帶來多少成果。

此後，這場討論變得更加緊迫。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能源危機推高了生產成本，而中國企業在歐洲曾視為自身天然優勢的行業中變得越來越有競爭力。與此同時，全球貿易也變得更加難以預測和更加政治化。

這些影響在貿易流動中日益明顯。自 2019 年以來，歐元區自中國的進口增長了約 50%，而對中國的出口則下降，導致歐元區對華商品貿易逆差擴大了 1500 億歐元以上。但雙邊貿易差額不應與競爭力混為一談。要評估競爭力，更有用的是看市場份額。在這方面，情況也在惡化。歐洲在機械和運輸設備領域的傳統優勢正在減弱，貿易順差收窄，而中國企業在電動汽車等行業不斷取得進展。即便是製藥業——歐洲貿易中無可爭議的亮點，自 2019 年以來出口增長超過 80%——也未能免受中國競爭加劇的影響，因為中國在歐元區進口中的份額仍在上升。

曾經看似根深蒂固的貿易順差，正從多個方向同時被侵蝕。雖然貿易順差並不一定意味著經濟強勁，也不一定值得刻意追求，但順差收窄說明一種正在惡化的增長模式：以製造業專業化、強勁外部需求、持續的出口市場份額提升以及可觀的經常帳戶順差為特徵。補貼、產業政策和貿易壁壘或許能放緩調整進程，為企業適應爭取時間，但它們不太可能重現 2010 年代的條件。

這正是當今競爭力討論不同於以往的地方。儘管過去一年中東戰爭和美國關稅占據了頭條，但它們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更大的挑戰在於，歐洲增長模式所依賴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因此，歐元區正被推向一種新的增長模式。問題在於，這種模式會是什麼樣子。

引擎正在失速

貿易平衡承受的壓力主要來自出口端。近年來，歐元區已不再是出口強國。具體來看，2010 年代前後兩個半段，貨物出口對 GDP 的平均貢獻都約為每年兩個百分點。自 2020 年以來，這一貢獻已降至一個百分點以下，而在德國這個最典型的例子中，甚至略微轉為負值。荷蘭作為歐元區最開放的經濟體，其出口對增長的貢獻已降至疫情前水平的四分之一。

本十年貨物出口對 GDP 的貢獻已下降

從更長時間跨度看，情況也大致相同。自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歐元區出口在每次擴張期都跑贏 GDP 增長，而在衰退期的收縮幅度也大於 GDP。與此同時，國內需求占 GDP 的比重在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後回落，並且從未完全恢復。但近年來，這一比重有所回升。而在德國，這種回升似乎更具結構性。本輪擴張是首次出口增長未能超過經濟增速的擴張期。當然，這裡也有一些暫時性因素在起作用，但其背後的結構性故事正變得越來越難以忽視。

出口在 GDP 增長中的作用正在減弱

本土增長

應對出口引擎走弱的一種可能方式，是轉向更依賴國內需求的增長模式，讓歐元區龐大的相對富裕消費者和企業群體，以及財政刺激，通過消費和投資成為更重要的增長來源。這不僅僅是理論上的可能。歐元區兼具較高的家庭財富、可觀的私人儲蓄和相對較低的家庭槓桿率，同時在國防、基礎設施、能源和數位化方面存在顯著投資需求。如果這些資源能夠更有效地動員起來，國內需求有望成為比過去十年大部分時間更強勁的增長來源。

近期舉措可能為這種轉變提供額外動力。更高的國防和基礎設施支出，尤其是在德國，正在提振投資需求。儲蓄與投資聯盟旨在將歐洲龐大的儲蓄池引導至生產性投資，而政策制定者也越來越關注降低單一市場內部的壁壘。綜合來看，這些發展有望為國內需求提供歐洲多年來未曾見過的更強支撐。

但國內需求真的能簡單接棒嗎？這顯然是一個機會，但我們也不想忽視其中的複雜性。下面，我們重點關注三個限制因素：缺乏歷史先例、歐元，以及人口結構。

先例問題

成功從出口導向型轉向以內需驅動型增長模式的國家，案例少得驚人。美國是最明顯的例子：二戰結束時的大規模貿易順差，演變成當今時代歷史性的巨額逆差，而經濟仍持續增長。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並沒有導致美國轉向持續的外部逆差，但它讓這些逆差比幾乎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容易、更便宜地融資。美國可以借助他國儲蓄實現再平衡。

其他先例則不那麼光彩。歷史經驗表明，如果外部再平衡反映的是更高的生產性投資，那麼它與穩健增長是相容的；但如果它是由信貸驅動的需求繁榮或競爭力下降所推動，則並非如此。更糟的是，所謂再平衡往往發生在嚴重危機時期。芬蘭的經常帳戶順差在 2008 年後大幅收窄，但主要原因是諾基亞的衰落和出口表現疲弱；GDP 增速則從約 3%降至幾乎為零。這是因弱而平衡，而非因強而平衡。

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在加入貨幣聯盟後，隨著廉價資本推動消費和建築熱潮，其外部收支惡化。增長在泡沫破裂前一直很強勁。過多資本流入住房和非貿易部門，而不是提高生產率的投資，導致這些經濟體在 2008 年後融資條件收緊時暴露出脆弱性。愛爾蘭在某種程度上與南歐處於同一境地，但最近更像是一個再平衡成功的故事。不過，其國民帳戶受到跨國公司活動的扭曲非常嚴重，因此無論是 GDP 還是經常帳戶數據都需要謹慎看待。

這意味著，對於一個高度發達的經濟體來說，並沒有現成藍圖可以有意且成功地將經濟商業模式從出口轉向更多國內需求。歐元區將進入未知領域。

"全球歐元"能否幫助建立新的增長模式？

既然美國能夠利用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實現再平衡，那麼歐元是否也能提供幫助？成功的再平衡與強勢歐元，最好被理解為一個反饋循環，而不是單向過程。如果歐洲的國內投資故事變得可信，外國資本就會流入，歐元也可能走強。反過來，更強的歐元會提高家庭購買力，降低進口成本，並將相對激勵從出口轉向服務本土市場——這正是再平衡所需要的機制。過去數十年，美元走強為美國提供的正是這種機制。

遺憾的是，這個循環也會反向運行。疲弱的歐元會讓出口商受益，延續舊模式並推遲調整——同時使進口，尤其是能源，對國內經濟而言更加昂貴。歐洲央行行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一直在推動"全球歐元時刻"。而儘管歐元的國際角色已有小幅提升（按當前匯率衡量），但若說這已實質性轉向全球金融市場中的歐元資產，恐怕言過其實。

如果沒有更深、更具流動性的資本市場，沒有真正的歐洲安全資產，也沒有更大的可投資歐元工具池，歐元就不會獲得曾推動美國再平衡的儲備貨幣順風。簡而言之：貨幣不會引領這場轉型，但它是衡量轉型進展的標尺。市場會獎勵可信的再平衡，使歐元走強；而對缺乏說服力的努力，則會通過讓歐元區繼續依賴其試圖超越的出口模式來予以懲罰。

人口老齡化使國內需求增長更具挑戰性

人口結構是第二個複雜因素，而且它更不利於國內需求敘事，而不是有利於它。由於人口快速老齡化，歐元區人口增長正接近停滯，而老齡化社會並不是天然的消費機器。沒有多少人口增長，要提升需求就困難得多。除此之外，儘管理論上存在爭議，但我們目前看到，老年家庭在退休後仍會持續儲蓄，財富消耗速度也比教科書假設的要慢得多，而且他們的支出正轉向服務和製藥，而不是推動投資週期的商品和住房。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潛在增長以及需求結構的影響，也使得由國內帶動經濟增長加速變得難以實現。

日本是主要的發達市場，已經經歷了相當大的人口結構下滑，其增長模式也隨著時間推移變得更加依賴出口。日本人口顯著老齡化的時期，與出口在 GDP 中占比上升而非下降同步出現，儘管這也伴隨著長期的資產負債表衰退。隨著國內市場成熟並萎縮，日本企業越來越多地將目光投向海外尋求增長，而整個經濟體則依賴從世界其他地區賺取收入來為國內退休生活提供資金。如果歐洲的未來依賴於老齡化消費者突然發現自己內心的消費慾望，那麼這同樣也是此前並沒有真正發生過的事情。

在日本，老齡化伴隨著出口在 GDP 中占比上升

出口模式的第二次續命

缺乏清晰的歷史先例表明，歐洲的前進道路未必只在於單純向國內需求再平衡。另一種可能是，歐洲保留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模式，但不是通過捍衛昨日的贏家，而是通過打造明日的贏家。歐洲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集團之一，擁有全球工業領軍企業、深厚的工程技術專長以及一個龐大的統一市場。如果這些優勢能夠轉化為新的競爭優勢，出口仍可繼續在增長中發揮核心作用。幾個潛在的新出口冠軍尤為突出。國防和航空航天受益於將持續十年的重整軍備週期，以及最終能體現歐洲規模效應的採購量；空中巴士（Airbus）證明了歐洲在整合資源後能夠打造全球冠軍。製藥和醫療技術已經是歐洲貿易中的亮點，而老齡化世界則是一個不斷擴大的市場。儘管中國目前也正在製藥領域迅速建立強勢地位。

在綠色技術方面，太陽能之戰已經失利，電動車之戰也很艱難，但電網技術、風電服務和核能專長仍處於競爭之中，而非已成定局。工業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技術或許是歐洲最被低估的籌碼。歐洲不可能在 AI 模型上擊敗美國或中國，但將 AI 應用於全球最大的既有工業基礎——數千家隱形冠軍的機器數據——這場競賽仍未結束。而服務出口也已悄然成為歐洲故事中更重要的一部分，從商業服務到旅遊業皆是如此，並形成了一個很少登上頭條的持續順差。

再加上近期達成的貿易協定——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印度、澳大利亞——這些都可能支持出口規模，儘管其對貿易平衡的影響尚不確定，而且可能較為有限。

不過，這些機會都不是板上釘釘的。歐洲出口商面臨更高的能源成本、來自中國日益激烈的競爭、分散的資本市場，以及在重要領域仍不完整的單一市場。因此，打造新的出口冠軍並不只是識別有前景的行業這麼簡單。它需要支撐一個成功的國內需求故事的同樣要素：更強的生產率增長、更深厚的資本市場、創新空間，以及允許企業擴張的商業環境。正如我們在這裡所論述的，這並非不可能，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歐元區經濟的四條道路

歸根結底，選擇未必是兩種模式之間的非此即彼。更強的國內經濟也會為歐洲企業成為全球出口冠軍創造更多機會。通過夯實歐元區經濟基礎，歐洲既可以支持更偏需求驅動的增長模式，也可以重建出口優勢。但如果沒有健康的基礎，兩者都可能以較弱的形式出現。

為說明這一點，我們為歐元區定義了四種風格化情景，以應對其舊增長模式的侵蝕。在這些情景中，關鍵的不確定性並不是歐洲是否會更加依賴國內需求，或者是否會繼續依賴出口。關鍵在於歐洲能否產生足夠的生產率增長和新的競爭優勢，以支撐任一模式。沒有生產率增長的平衡經濟有停滯風險；沒有新競爭領域的出口經濟則有衰退風險。

1. 國內繁榮——歐洲在本土市場找到新的增長引擎。

歐洲有意擺脫對外部需求的依賴，並發展更強的內部增長模式。通過公共和私人投資來提振國內需求的舉措取得成功。更激進地轉向可再生能源和核能顯著降低了能源依賴，結構性改革釋放了經濟活動。在儲蓄與投資聯盟的支持下，歐洲對外國投資者更具吸引力；資本流入支撐歐元。過去幾十年的工資克制努力不再重演，因為勞動力成本上升。

再加上歐元走強，這進一步增強了購買力。貿易順差幾乎自動收窄——這是成功的表現，而非失敗。歐洲對中國商品實施進口限制，但仍對中國投資保持市場開放。儘管歐洲仍依賴美國 AI 提供商，但 AI 的智能應用提升了生產率，服務業在歐洲增長中的占比也進一步擴大。

2. 停滯的歐洲——再平衡但沒有更新。

出口失去動能，貿易順差消失，但歐洲未能產生足夠的國內活力來彌補。更高的大宗商品價格拖累購買力，老齡化和疲弱的生產率占據主導。隨著歐洲出口商失去市場份額、出口不再是主要增長驅動力，歐洲增長模式確實變得更加平衡——但這種平衡是"向下競爭"式的。生產率依然疲弱，企業越來越多地在海外投資，經常帳之所以平衡，並不是因為國內需求上升，而是因為可出口的東西越來越少。不是設計出來的再平衡，而是被動形成的再平衡：放大版的芬蘭經驗。

3. 工業復興——歐洲打造下一代出口冠軍。

歐洲保留以出口為導向的模式，但不是通過捍衛現有產業。國內市場改革使企業能夠實現更大規模化。增長復甦的基礎與我們的"國內繁榮"情景類似。新的、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行業出現並支撐強勁的外部需求：包括國防、航空航天、可再生技術和製藥等。工業 AI 應用和機器人技術使歐洲企業繼續站在全球工業前沿，將全球最大的既有製造基礎轉化為生產率優勢。工資克制和技術進步使勞動力成本保持可控。該模式仍然明顯具有歐洲特色——開放、貿易導向、工程密集——但其內核已換上新一代產品。

4. 迪士尼樂園式歐洲——為昨日的戰鬥而戰。

歐洲加倍依賴補貼、保護主義和工資壓制來維持現有工業結構。出口模式仍是目標，但隨著結構性改革流於表面、半心半意，競爭力持續削弱。監管繼續主導 AI 落地，使潛在生產率收益維持低位。這是最壞情景：繁榮持續、漸進式惡化，在這種情況下，歐洲最可靠的增長產業變成了向來自亞洲和美國的遊客展示一個曾經多麼輝煌的經濟體。畢竟，文化和歷史比經濟繁榮更難被毀掉。

國王已死——但繼承人在哪裡？

舊的歐洲增長模式不會被投票趕下台；它是被周圍的世界逐步淘汰的。因此，歐洲真正面臨的選擇並不是國內驅動模式與出口驅動模式之間的二選一，而是主動改變與被動改變之間的選擇。"國內繁榮"和"工業復興"都觸手可及，而且二者並不互相排斥——更強的本土市場和新的出口冠軍完全可以並存。儘管歷史證據清楚表明，"工業復興"會是成功概率更高的模式。

無論如何，這兩種結果都需要相同而且具有衝擊性的政策選擇，以實現生產率增長、更便宜的能源、更深厚的資本市場，以及能夠經受住國內政治考驗的改革。事實上，歐洲不需要預先選擇新的商業模式，它只需要先把功課做好，然後退後一步，看看哪種模式會勝出。有一點是肯定的：什麼都不做只會把歐洲經濟進一步推向屬於它自己的"Nokia"時刻。

在此閱讀原始分析